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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与人】
付如初/文
“婚商”是啥
据报道，疫情期间，所有国家的离婚率都有明显上升。联合国妇女署的数据甚至显示，因为疫情期间女性重回家庭，使得他们的性别平等工作可能倒退25年。病毒对生命的威胁让亲密关系内卷，于是同一屋檐下暂时安全的人们开启了相互容忍的新模式。这种被动的社会隔绝和社交孤立，让每一种亲密关系都面临着考验，不少家庭都上演着2020年大热的美国电影《婚姻故事》里的桥段：相爱的时候如胶似漆，日常生活中相安无事，离婚的时候恶言相向、怨恨四起。
这种情形让人不禁想起米兰·昆德拉在小说《身份》中的洞见：两个人相爱，愿意只有他们俩个人，与世隔绝，然而这是很闷的事情，他们用什么来滋养每天的面对面相见？
“世界虽然实在让人瞧不起，但他们需要这个世界来进行对话。”
世界和婚姻，竟是如此互相滋养的关系，这或许是疫情前的人们从未深刻体会过的感觉。岁月静好的时候，世界通常被当作婚姻或者家庭的对立面，它喧嚣混乱、变幻莫测、翻脸无情，而以吸引、诺言和陪伴为基础的亲密关系，则是安全感和稳定性的代名词，像丛林法则中可供栖息和疗伤的洞穴。在这样的前提下，所谓“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的说法，也未尝不代表着渺小的我们以爱的能力建构一个自足自洽的小空间，用来面对庞大社会体，从而获得存活下去的智慧。
然而，生活和人性的复杂就在于，世界和婚姻并非如此对立。我们在世界中会遇到的所有交流问题，都会以缩微版的样子出现在亲密关系中。我们不得不尴尬地承认，很多时候，亲密关系都不亲密，自己选择的感情也能背叛自己。
即便是血缘亲情，也很可能会如李安的电影《饮食男女》中展现的一样：“一家人住在同一屋檐下，依然可以各过各的日子”。在亲密关系中，陌生感和隔膜感，依然可以同时是交流缺失的前提和后果。甚至，此时的我们更加不能克制过于武断的自我，变得更加缺乏耐心，对对方更加苛责。
社会的流动性显然加剧了这样的情形，尤其在一线城市生活，人们似乎越来越难以找到令人信任的关系，也越来越难以交付全身心的情感。然而，人性的本能又是渴望亲密关系的，木心说的“从前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依然是无数都市人向往的成人童话。
或许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周大新才在新书《洛城花落》中提出了“婚商”的概念。在智商、情商和财商都受到了社会的充分关注之后，爱情和婚姻观念的种种撕裂和对抗，早已将“爱商”和“婚商”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面对亲密关系，人应该具备怎样的智慧，才能既保存自我，又延续亲密关系，是“婚商”最核心的要素。它不只要求信任、不猜忌，更需要坦诚、协作、耐心和谦逊。以这样的标准，婚商是情商中的情商，是获得更高质量人际关系的情绪智力。
而自1979年开始就用笔跟中国社会贴身共进的周大新，以敏锐的触角感知到了这一切。他希望用一个中国版的《婚姻故事》，让读者看到变动中的中国社会，更希望以真实到近乎犀利的视角，写出“中国式离婚”所触及到的更深层次的问题。从这样的角度说，《洛城花落》堪称又一次文学与生活对话的“非诚勿扰”——借由文学，我们总是能够在最有代入感的故事中，获得更清晰的对社会和自我的认知，而不仅仅是泛泛的信息刺激。
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一个来自山东，一个来自河南，均毕业于985院校。经媒人介绍，两个人相识相爱，毕业后在北京奉子结婚。工作压力、买房压力、孩子教育、老人赡养……婚姻所有需要面对的问题，一下子冲到两个人面前。起初，他们跟所有人一样，用努力工作、用相亲相爱、用共赴未来的诺言，向生活发出不驯服的号角，也用以化解现实的种种压力可能带给亲密关系的伤害。然而，很快，堡垒就开始从内部瓦解。周大新从一个媒人的角度，用“拟纪实”的手法，通过四次离婚庭审的忠实记录，把一段婚姻故事中的风花雪月和一地鸡毛悉数展示在读者面前。
婚姻的N种写法
一般而言，中国人关于婚姻的小说，都习惯于写堡垒是怎么从外部被攻破的。打败婚姻的外力，主要是生活艰难和情感诱惑。而将外力作用牵引到婚姻中的“内因”，则往往是日常小事的累积——或许，世上没有哪一种关系如婚姻一样，禁得住风雨，耐不住平凡。
或许，世界上没有哪一段婚姻不是表面上秩序井然，暗地里摩擦不断的。柏拉图式的情感是抽离了柴米油盐的典雅、浪漫，对践行人的要求严格而苛刻。对大多数的普通人而言，都是同时跟物质和精神肉搏，也都是在爱和承诺被生活稀释之后，勇敢地选择责任本身。甚至，大多数的婚姻，都是两个志不同道不合的人相爱相杀、不离不弃地硬蹚出一条路来。
跟其他小说不同，《洛城花落》关注的焦点既不是生活艰难，也不是新的诱惑，而是两个人因最私密的关系不和谐而产生的猜忌。对中国人而言，这个原生矛盾显得难以启齿，然而也更触及婚姻的本质。尽管中国没有清教传统的束缚，但东方文化形成的伦理约束力其实也并不逊色。
就像滚雪球，猜疑的幽灵发挥了神力，让婚姻中的一切都纠缠在一起，也让撕开面纱的婚姻露出了蓬头垢面的一面。当然，读者首先看到的，是庞大雪球的外观，是蓬头垢面的表象，是女主人公列举的男主人公的“十四宗罪”，是男主人公不厌其烦地逐一辩白和解释。而随着真相的步步逼近，核心矛盾变成了洋葱芯而不是苹果核——尽管被包在最里面，形态与外面却并无二致，不同的，只是离辛辣的本质更近。
或许，仔细想来，在那么多关于婚姻的悲喜剧中，对人形成考验的，从来都不是现实本身，而是亲密关系和现实的随时摩擦，是两个人的同盟随时面临的考验，现实充当的只是或锦上添花或雪上加霜的筹码。而《洛城花落》用离婚庭审的方式，提供了观察亲密关系的另外一个视角：对婚姻来说，生活艰难远不如互相猜忌更有杀伤力……
从讲故事的形式上来说，这个小说有两个特殊之处：一是媒人视角，这给小说增添了一些幽默色彩。“媒妁之言”，曾经和“父母之命”一起，作为妨碍婚姻自由的封建势力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然而，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城市青年需要媒人，电视征婚和网络征婚的火爆，一线城市相亲角的热闹，无不证明，陌生化的都市生活中，我们需要的依然是熟人社会的伦理——知根知底才能门当户对，知己知彼才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二是小说有一个“审判婚姻”的外表。小说的主体内容是双方辩护律师的辩护。为了尽可能丰富地包容五花八门的婚姻观，小说为辩护律师设置了不婚者、离婚后绝不再婚者和坚定维护婚姻者。这些律师的每一场辩论，都难免推己及人，充满了偏见和洞见，充满了冷血和温情。他们的观点交锋越厉害，时代变迁所带来的文化观念的撕裂越明显；婚姻内部的细节展现得越翔实，时代精神在亲密关系中的渗透被挖掘得越深。而随着他们的辩护，我们作为读者的立场也会跟着左摇右摆，无法安放自己的判断，因为他们几乎说出了所有当代人关于亲密关系的心结和闪念。
生活很累，婚姻很贵，但我们每个人却不能不相爱。于是，这一场关于婚姻的阅读，与其说是八卦和消遣，毋宁说是一场读者和演员共同参演的小剧场戏剧，每一个人都在别人的故事里丈量婚恋观、道德观的变迁，进行着情感的自我教育：事实上，我们这一代也不得不进行自我教育。新都市时代、互联网时代的婚恋关系，婚前财产公证等一系列政策保障下的婚恋关系，让父母那一代基于熟人社会和“前现代”社会所形成的经验早已失去了效力。
在这样的自我教育中，我们或许会体会到，相爱的初心毕竟是包容、陪伴，是喜悦、温柔和互相支持。婚姻并非爱情的坟墓，也并非“围城”的代名词，对中国人而言，它也不只是伦理和家庭牵绊下的无奈，它更应该意味着两个独立个体心甘情愿地相濡以沫、白头到老。如果说每一部小说都有最想向读者传达的价值观，那么《洛城花落》最想向读者传达的，是对美好的两性关系和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向往，作家始终秉持着温暖而笃定的家庭信仰。
小说中的两个人，也是到了离婚的法庭上才发现，相互间的交流原来如此缺乏。原本，他们有更多的机会相互表达爱和体贴；而之所以要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解，其实是因为早就意识到了在很多细微处都是自己做得不够好……周大新融汇法律和人情、提示和反省，为当下的都市青年书写了一部“理性婚姻指南”，更书写了一份“爱的幸福提示”。同时，他更站在男性的视角，为女性成长话题提供了新的素材。
女性成长的新话题
“洛城花落”，书名意象源自欧阳修那首名为《玉楼春》的诗。更多的人熟悉那句“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其实接下来的几句更让人伤感：“离歌且莫翻新阙，一曲能教肠寸结。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
以这样的意象结构书名，显然蕴含着爱情凋落，有情人终究分离的悲剧意味。这悲剧的核心，其实也暗含着女性成长的代价。
小说的女主人公袁幽岚是山东姑娘，漂亮温柔、才思敏捷。她是家庭的乖乖女，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霸、校花。在大学期间，她有初恋，与社会有接触，也面临过被包养的物质诱惑。在历经“红颜风险”的过程中，她变得有些像惊弓之鸟，但终究还是在原生家庭的温暖保护中重寻了安全感。她与男主人公雄壬慎恋爱、结婚的时候，不物质、不庸俗。然而，她无法忍受丈夫的突然冷落，因为这种冷落，她开始变了，她抱怨、愤怒、执意上法庭离婚……
借着两个人的婚姻，周大新把笔墨延伸到孔孟之乡山东和传统观念深厚的河南，延伸到历史上的女性成长和男女平等这些老问题，也触及到了时下比较受关注的原生家庭、啃老、因婚返贫等问题。
在新的故事、新的人物形象刺激下，这些老问题又重新焕发了活力。当他写到明代女子因想要丈夫忠诚而离婚，被家族祠堂阻拦；写到民国期间，女人被家暴想要离婚，被丈夫暴力威胁的时候，作家实际上在思考婚姻制度在中国所承载的宗法、伦理、文化和法律的复杂性；也在思考，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才颁布实施的《婚姻法》，在多大程度上卸下了历史的包袱，为妇女独立和两性平等，为女性在婚姻中的权益保护保驾护航。
近些年，女性成长的话题非常热。尤其是以《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为代表的，真实展示女性被暴力侵害的悲剧，更是让性别平等、女性权利保护等问题再一次凸显出来，并由此向法律、道德和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发出了灵魂拷问。
对婚姻中的女性而言，成长则意味着更多。拒绝暴力是不能打折扣的前提，包括冷暴力。家庭不是职场，不该按丛林法则行事；家庭中应该处处充满爱和安全感，这都是女性最自然的诉求。然而，袁幽岚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表达不满的时候，却不知道，丈夫正是因为爱她，才隐瞒了一个重要的真相……爱一直都在，只是女人慢慢被猜疑和抱怨遮上了眼睛。
可见，女性成长不只是对显而易见的暴力和歧视的反弹，也应该包含着对被呵护、被关爱的苦心的体察，对变换了形式的爱的辨认，对温柔以待的沉默的珍惜。这是周大新用一个悲剧展现出来的男性的温情和理性，更是一个作家在众声喧哗中彰显出来的最鲜明的正面主张。
有生活鲜度，有历史厚度，有现实深度，是周大新这部以“离婚”为关键词的长篇小说带给人的阅读体验。而其中既有别于女性主义者，又区别于大男子主义的认识和思考，更是给读者提供了更多丰饶又奇异的体验。尤其是女性读者，或许可以从中窥见自我成长的巨大空间。
如今，《民法典》颁布，“离婚冷静期”也成了热搜词，这些都力图为现在的婚姻制度，为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提供更全面的法律保护。只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婚姻中总有法律力所不逮之处，在制度和法律的规约之下，还有文化、历史、人性等种种复杂的牵绊。而性别平等话题之所以历久弥新，就是因为它无法穷尽，不能彻底。或许可以说，有性别差异的地方就有女性成长，它永远鲜活，永难穷尽。它与写作为伍，与生活相伴，常说常新。
周大新的“封笔”之作
在中国当代文坛，周大新一直是勤奋、诚恳的作家。他喜欢历史，更关注现实；他书写家乡，更书写时代；他努力为现实提供最宏阔的概括，也潜心为小说寻找最佳的结构、最鲜活的人物。或许读者不能从他的作品中看到神思飞扬的天才闪光，但永远能够找到踏踏实实描摹现实的一笔一画。和所有同时代的作家一样，因为受过俄罗斯文学的熏陶，因为在崇尚现实主义的中国文坛起步，他的写作志向中始终有做“时代书记官”的使命和责任，也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思辨倾向。
到最新的这部《洛城花落》，周大新恰好完成了十部（十三卷）长篇小说。从早年书写女军官成长历程的《走出盆地》，到长达百万字的反映民族工业百年历史的《第二十幕》；从描写明朝中叶著名的北京城保卫战的《战争传说》，到《21大厦》，以一个普通的高楼为空间折射社会阶层的艰难流动；从以丹江口水库为背景反映农村现代化转型的《湖光山色》，到以自己“失独”的锥心痛苦写就的泣血之作《安魂》，周大新一步步在长篇小说中建构自己的文学版图，也逐步确立了自己在中国当代文坛的位置，他的小说获得了包括茅盾文学奖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奖项。
尤其是近些年的《曲终人在》《天黑得很慢》，他更是开始尝试在“虚构”和“非虚构”之间建立桥梁，让小说和生活同步，把读者拉向舞台，和人物一起体会生活、演绎故事。《曲终人在》中那个以26个人的讲述拼就的省部级官员形象，反映的恰恰是新时代官场的新生态，社会对官员的新认知。而《天黑得很慢》则将老龄社会遭遇的种种问题逐一彰显，让人体会夕阳晚照中，人刻骨的孤独和永不止息地对爱和未来的向往。
周大新埋藏起内心的悲苦，用写作者的理性、生命过客的通达面对这个让人悲喜交加的世界。他的小说，从来不缺少温暖和希望，因而也从来都让人感觉到未来可期、人间善美。他的现实主义，是充满了人情味的现实主义。
然而，就在广大读者跟踪阅读，每隔几年就期待从周大新的长篇小说中体会时代和生活的新变化的时候，他突然选择用《洛城花落》为长篇小说写作“封笔”。
在这部告别长篇小说写作的作品中，周大新选择了世间最普通也最复杂的“婚姻”作为故事载体，很有尘归尘、土归土的意味，也很有繁华之后现真纯的含义。写婚姻当然是为了写“爱”，写这人类永恒的命题。“花落了，我依然爱你”，是小说对主人公结局的描摹，更是作家对人性永远的期许。
对世界来说，“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对写作者来说亦如此。在《洛城花落》的创作谈中，周大新说：“我老了，以前写二十万字就像爬个坡；现在，则像要翻过一座山。人要懂得适时撤退。”
“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也许，婚姻和所有的亲密关系一样，并不能向人承诺幸福，但爱可以。正是因为保持着这样的“正念”，小说才会向读者吁请：婚姻像花，生活是土，我们时刻需要的，是爱的耐心浇灌……
或许，唯有体会到这样的深意，我们才能体会，周大新何以用这样一部小说结束自己长达四十年的长篇小说写作历程。我们也才能体会，所谓“洛城花落”，并非教人伤春，而实在是人生果实开启成熟之旅的代名词。而成熟，是无关年龄的，只与明天有关。
